牺尊，带你回到3000年前的青铜器时代

牺尊，是流行于商周时期用于祭祀礼仪的一种盛酒器。牺尊其名最早见于《诗经·鲁颂·闷宫》：“白牡骍刚，牺尊将将。”“牺”是古代祭祀用的一种毛发统一而纯色的牲畜，牲在古代意为牛，可以理解为毛发纯色之牛。有学者认为周代铜器中有种似牛非牛、似犀非犀的怪兽，现今一般被称为“牺牲”，是一种在造型上混合了牛、犀、貘的假想神化动物，《山海经·西次四经》记载：“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猬毛，名曰穷奇。”《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史记·司马相如传》引《上林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可见穷奇与牛、犀属同类，据说是一种食虫的神兽，还是先圣少昊帝的儿子。牺牲基本出现在东周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山海经》成书的时代，也应该是“穷奇”神话流传和成熟的时代，而古代青铜器中的动物通常都是神灵或瑞兽，因此今天所称的“牺牲”，其真名可能本叫“穷奇”。而“尊”则是古代盛酒的容器。古代与牺有关的铜器牺尊则是一种被制成鸟兽形的酒器。然从其头部可观，有耳无角，似牛非犀，以此物打造为尊类的酒器可称为“牺尊”，其材质多为青铜，也有极少数的木制器，现今出土的有所记载的牺尊多发现于古齐国（现山东临淄），另外在山西、陕西等地也有出土记录。牺尊的造型多生动逼真，细节常精致华美，堪称是青铜器中的瑰宝。

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到商周时期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青铜器已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青铜冶炼和青铜器铸造不仅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也表明旧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生产关系出现，人类历史即将步入一个新时期。大约到了战国晚期，高水平的青铜铸造业因冶铁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社会形势的逐渐稳定，最终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但人们所偏爱的青铜器并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某些特定领域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铜镜、铜币等。

青铜是铜（即纯铜，或按照其颜色称为红铜）和锡的合金，因呈青灰色，故名。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称为金石并用时代，这一时期使用的是红铜，它的物理性质是质地较软，不宜做较大的器具，只宜做小件工具以及装饰品之类。但是，红铜与锡、铅等物质结合之后而成的青铜拥有了熔点低、硬度大等特点。比如，在红铜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其熔点可有所降低，硬度也会有所提高，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所需要的器物加入适量的锡、铅合金锻造成为各具特色且实用的器物，这种在熔铸、锻造以及成型上都体现了良好的铸造性能的材质，毫无疑问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由此可见，青铜的某些属性在制造大型工具、兵器、礼器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方面显示出了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外观、造型方面独具风格，种类也是多姿多彩的，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乐器等等。商代酒器的发展颇具规模，也最为丰富。中国的饮酒历史要追溯到商代以前，龙山文化遗址曾经出土过陶酒器，陆陆续续的青铜酒器也开始出现，这些酒器也可以将其分门别类，划为饮酒器、盛酒器、温酒器等。例如，常见的爵、角、觚是饮酒器，而尊、壶、彝则是盛酒器，按其大小可分为大型、中型、小型。饮酒之风的盛行催生了各式各样青铜酒器的铸造。

盛酒器中的“尊”颇为引人瞩目，它以各类动物的形象出现，因而名称多为牺尊、龙虎尊、鸟尊、象尊等，这些出土的尊有禽类也有兽类，因此可以统称为鸟兽尊。它们形态各异，逼真传神，或昂首向天，或魁梧雄壮，或坚实有力，将各类动物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1982年，在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南五公里的商王村西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座战国时期的牺尊，该器物经鉴定确认为金银错镶嵌铜牺尊（也称作错金银铜牺尊），高28.3厘米，通长46厘米，重达6.5公斤。该尊呈健牛形，昂首竖耳，双目有神，四蹄平踏，浑圆丰腴。整体由头、颈、体、盖组成，这些部分分别铸造再结合而成，头颈结合处有一个宽一厘米的项圈合缝自然掩盖，项圈上镶嵌有16枚椭圆形银色珠串（缺失十枚），鼓起如铃。口左右错银丝两道，各镶嵌8枚银质星点。头顶及双耳间至鼻梁上端镶嵌绿松石，眉宇间嵌7枚相等的长方形绿松石，眼球着墨精石（缺失一枚）。除腹部外，通体以粗细相间的金银丝饰几何云纹。牺尊背上有一盖呈海棠叶形，上为一长颈扁嘴禽图案，禽颈反折，喙贴背上，巧成半环形盖钮。颈部以银丝嵌成方格纹，双翅平展，尾羽挺秀，翎羽均以绿松石铺填，设计巧妙，独具匠心，是战国时期镶嵌金银工艺的佳品。从牺尊的铸造和镶嵌工艺上可以反映出战国时期齐国青铜铸造手工业技术高超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齐国经济的繁荣昌盛。

1923年，在山西浑源县城西南的李峪村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一件堪称古代艺术之瑰宝的牺尊。该牺尊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呈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脊背以及尾部前端各有一个孔洞，中间的孔洞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这三个孔洞原本都有相应的盖，但已缺失，牛尾也失掉了，只剩一个不规则的窟窿。根据器形特殊结构分析，此物当是温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器用以盛酒，牛腹可注热水以温酒。其体态健硕，四肢有力，双目圆睁，炯炯有神，活灵活现。另外，此尊纹饰华丽繁复，在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前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是典型的晋文化风格。此物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集盛酒、温酒为一体的牺尊，堪称瑰宝。

另外，河南新郑出土的高16.6厘米，长35.1厘米的青铜牺尊，脊背有一盖，尾部呈环形且与背相连，另有一环连接尊盖亦与尾相扣，体侧有环纹相饰，体胖而足短，头小且凶猛，腹部中空以盛酒，构思新颖，立意巧妙，整体形象浑圆古朴，雅致美观，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出众智慧与高超技术。

还有一春秋时期的牺尊（又称作牺形青铜尊）区别于其他，此尊于1956年在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出土，高29厘米，长31.5厘米，昂首直耳，颈粗圆润，四肢细短，端正平稳，周身饰以云纹为主的花纹，脊背隆起一尊口，与其头部位置相当，直径较大且无尊盖，此尊的设计形态为先前所未见，造型奇特，别出心裁。

牺尊是一种贵重的礼器，只有极为少数的上层奴隶主贵族和封建统治阶级才可使用和陪葬，其数量稀少。到目前为止，有据可考的牺尊也是寥寥无几。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等级的差别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其造型以牛的形象，反映了当时新的生产关系取代了旧的生产关系，牛耕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以及类似于牛的这种家畜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出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决心与信心。细心的人可以发现牛鼻上穿有一环，这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牺尊上的鼻环反映的历史状况，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宝贵的实物资料。

我国的青铜制造业发展于距离我们相当遥远的商周时期。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生产这样规模样式的青铜酒器是极为不易的，包括青铜上的浮雕、铭文、纹饰在内的细节，并不是简简单单而为之，这也许是劳动人民经过千百次的实验所得来的经验，其中蕴含了深奥的铸造原理和考究的工艺传承。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也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思索：古代的冶铸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铸造青铜器的经验，发挥了智慧和才能。这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让我们叹为观止，也让我们对祖先的聪明睿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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