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童年（连载三）

二姨的院子里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却是杏树……

枣的品种，是“马奶子”枣，长形，纺锤状，头部收紧，腹部饱满，因形而名。每到成熟的季节，摘枣算得上家里的一项“工程”。

因为如果爬上树用手摘，一是树木已很高大，果实密布，又多生于尖梢。人上去不安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枣树上生长着一种我们叫做“混混儿”（学名“刺娥”）的特殊的爬虫，黄绿相间，带有“警告色”的身体，一看就不是善茬。最为醒目的，就是它的背部清晰而规则地长着两排高耸的毛刺，不仅令人生理“膈应”，而且如果被它挨上，那份“酸爽”不亚于被马蜂蛰，受伤部位会立即肿起，好几天又痛又痒。

所以姨父每年都要专门拼接一个长长的杆子，用来“梆”枣。杆子到处，枣叶的悉索之后，便听得一枚枚枣子毕毕剥剥落地的声响。那时候姨父常会一边打枣，一边嘴里念叨着直到现在还记得的一句话：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形容做某件事不管有没有效果，先干了再说）。马奶子枣熟而不老、硬硬的时候最好吃，一咬嘎嘣脆，甜甜的枣香沁满口腔。

那棵杏树也不平常，结的是大白杏。每到成熟的季节，黑褐色的枝桠，片片的绿叶间，掩映着一枚枚饱满硕大的白色杏子，如同一幅立体的工笔画，线条清晰、层次分明、灵动诱人。

二姨总能在它长到最恰当的时候摘下来，用两手轻轻一掰，沙沙的杏肉便就此分开，深棕色的杏仁自行剥离，将其中一瓣放入口中，即糯且弹，酸甜交织，美妙无比。二姨看我“好这口”，每到杏子成熟时一定是“她来摘下我先尝”。

在我回县城上学的第一个秋天，二姨专门捎信来，嘱咐让我一定放了秋假（那时候县城的孩子许多家在农村，为了秋收所以县里的小学有“秋假”一说）回去吃。我自然是满口答应。没想到那一年最终没能回去，原因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当了一回“白眼狼”。

只记得另一位亲戚来到县城家里串门时偶然说到，二姨为了能让我吃到新鲜的杏，一再推迟摘果的时间，自己也舍不得吃，就那样一直等，直到最后许多杏子熟透了掉落在地上，已经软烂到将近腐败，二姨和姨父才不得不吃掉。

其实，二姨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香椿树。

它在我的记忆画面里，总是与一种主食——“冷汤”——同时登场。当地的“冷汤”，其实就是煮面条。后来我边回忆边分析“冷汤”的得名，有所心得：我们那里，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白面是稀缺之物，通常只在盛夏才会偶尔吃几次，需要自己用面粉加工成面条，煮熟后伴上作料“服用”。

刚煮出来的面条太烫，为了降温，定要用“井拔凉水”——刚从井里提上来的水——浸泡，刚出井的水的那份凉，沁爽宜人，但又绝无现在冰箱致凉的生硬伤人。这样一碗面条，便兼具了饱腹与消暑的两种“功效”。“冷汤”当是因此得名。

家里条件有限，用以拌面的作料，既不是现在的炸酱，更没有肉丝打卤。而是用少许香油入花椒爆香，趁热淋在碗中的虾皮之上，“刺啦”一声之后便是四溢的鲜香。再加酱油和食盐，便成那时吃面条时唯一的拌料——“花椒油”。

一切停当之后，现在想来堪称“奢侈”的一幕便会上演，二姨端着给我拌好的面碗，来到香椿树下，挑选最为鲜嫩的芽尖，直接掐入碗中，一碗朴素、绿色、每一份食材都极尽那个年代特有的纯香的农村“冷汤”便告完成。

工作以后，我吃过了京南的“五卤面”，天津的“百卤面”，苏南的奥灶，苏沪的阳春，镇江的锅盖，四川的担担，兰州的牛拉、山西的刀削，西安的biangbiang，新疆的拉条、武汉的热干，河南的羊烩，广东的龙抄、日本的豚骨、意大力的洋粉……但总觉得差点什么。差“井拔凉水”？还是自然生长的香椿原香？大概还是差了摘下香椿叶拌入我碗中的那双粗糙的手吧……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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