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轮遇袭，七名烈士血染扬子江；陈毅市长震怒：对凶手严惩不贷

1949年9月22日晚上7点整，“鸿生号”客轮，准时驶离上海外滩13号码头，开往50多公里外的崇明岛。

船速不高，这段水路，“鸿生号”客轮差不多要整整航行一夜时间。

“鸿生号”客轮是一艘中型客轮，能够搭载260多名旅客。登船的旅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九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官兵。

当时上海刚刚解放，一些重要目标都实行军管，所以经常可以见到，往返于上海市区和崇明岛之间，执行任务的解放军官兵。

解放军待人和善，不搞特权，都是按规定购票，由于乘船的人比较多，大家都是对号入座，9名解放军官兵并没有坐到一起，他们分成三部分，分坐在3号舱内。

客轮上的乘客，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解放军第三十军第88师师长吴大林，后勤部长谷德奎也在这条船上。另外还有后勤部袁股长和他的妻子，以及5名警卫战士。

十年修得同船渡，旅途寂寞，船舱里熟悉的，不熟悉的旅客，都小声地窃窃私语着，满脸都是天涯逢知己，相见恨晚的深情。

这种萍水相逢的友谊，注定难以持久，很快从一见如故，就进入到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

化解尴尬的办法，就是推说自己白天累了，然后心安理得地沉沉睡去。很快，船舱里响起此起彼伏的鼾声。等到第2天凌晨时分船靠岸，大家都各奔东西，很快就会把对方忘得一干二净。

凡事都有例外，在二号船舱里，有20来个货郎打扮的人，凑在一个角落里，一直在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不时有人装作去厕所，在几个船舱里来回走动。尤其在3号舱，他们驻足时间最长。

这些货郎回到自己座位上，就把他们刚才观察到的情况画到一张纸上，继续小声地讨论。

“鸿生号”客轮启航4个多小时，已经驶出了吴淞口，来到狮子林附近的江面上。周围黑沉沉的，轮船劈波斩浪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刺耳。

二十几个货郎突然站起身，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起进入到3号船舱内，有4个家伙守住船舱两侧的舱门，其他的货郎两个人一组，悄悄的靠近9名正在打瞌睡的解放军。

一个30多岁，剃着光头的货郎，突然掏出一把手枪，对一名毫无防备的解放军战士的头部开了一枪。

随后枪声大作，船舱里九名解放军官兵同时受到偷袭，全都身受重伤，更有两名战士当场牺牲。

吴大林师长的警卫员反应最迅速，尽管他的右胸被子弹击中，可他还是不顾一切地用身体护住首长，并开枪还击，当场击毙一名持枪的匪徒。

骤起的枪声，惊醒了熟睡中的旅客，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们惊惶无措，纷纷离开座位向两侧舱门涌去，船舱里顿时乱作一团。

昏暗的灯光下，到处都是攒动的人群。

吴大林师长身经百战，他临危不乱，他命令战士们不要开枪，以免误伤无辜的旅客。

吴师长的警卫员收好枪，舍身扑向一名持枪匪徒。

警卫员是江苏沭阳县人，还不满20岁，精明强干，武艺高强，如果不是身负重伤，他一个人对付五六个匪徒，都不在话下。

身负重伤的谷德奎处长，距离吴师长比较远，混乱中没有听到师长的命令，他非常冷静地开了枪，将船舱里两盏照明灯打灭，船舱里顿时暗下来。

吴师长还试图控制混乱的局面，突然有两名好心的乘客架住他的胳膊，黑暗中脱掉他的上衣和帽子，给他披了一件普通百姓的外衣，然后拖着他冲出3号船舱，一直来到船尾的后舱。

在这里，吴师长看到了同样被乘客搭救的袁股长。

“鸿生号”客轮上工作的船员，把吴大林和袁股长藏进船上的工具柜中。

3号船舱中的战斗还在继续。

船舱里很快恢复了照明，偌大的船舱里，除了十几个胆子小，躲在座位下瑟瑟发抖的乘客外，只剩下五名解放军官兵，和20多名匪徒。

吴师长的警卫员终因失血过多，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身陷绝境的谷德奎处长，不愿束手就擒，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袁股长的妻子以及另外两名警卫战士，受伤后昏迷不醒，不幸被俘。

策划“鸿生号”事件的匪首名叫黄志英，江苏南通人，他自幼在长江上干杀人越货的勾当。类似于《水浒传》中的船伙儿张横，船到江心，再问客人是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

后来不知道是哪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水浒传》看多了，竟然认为黄志英是个人才，在上海解放前夕，把黄志英拉进去做了军统特务。

黄志英手下有20多个人，一半是来自于上海的地痞，剩下的一半都是南通的流氓。

俗话说一个石槽上不能拴两条叫驴，为了避免这些地痞流氓在一起咬槽，黄志英把手下这20多号人命名为“通海纵队”。

但上海的地痞们自诩高人一等，“通海纵队”明显是让南通压上海一头，这让地痞们感到受了侮辱，于是吵吵着要散伙。

黄志英左右为难，最后干脆改了个“长江纵队”的名字，总算解决了谁压谁一头的问题。

黄志英自封为“长江纵队”的总司令，一个叫徐锡昌的家伙是副司令，还有什么大队长、中队长、支队长……。

长江纵队一共22个人，都被黄志英封了官儿。

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们，都是泥菩萨过江，谁也想不起黄志英这种不入流的小角色。既不给他们补充武器弹药，更不给他们发放粮饷。



无奈之下，黄志英只得重操旧业，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往来于长江上的船只。

抢劫“鸿生号”客轮，是黄志英蓄谋已久计划，如果这次得手了，至少能让他和他手下的匪徒们，过上几年衣食无忧的生活。

黄志英提前好几天，顺利地买到了“鸿生号”客轮的船票，并按照船票上的日期顺利登船。

在“鸿生号”客轮上，黄志英意外地发现，这条船上还有九名解放军官兵。

黄志英有些害怕，如果他对船上200多名旅客实施抢劫，肯定会遭到解放军的制止。

如果让黄志英放弃这次行动，他又有些不甘心。最后黄志英下决心铤而走险，对船上的解放军进行偷袭。

从某种意义上讲，黄志英成功了。没有了解放军的保护，那些手无寸铁的旅客，只能任由匪徒们宰割。

200多名旅客，被赶到甲板上，战战兢兢地挤在一起，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得意洋洋的黄志英，皮笑肉不笑地对旅客们喊道：“大家不要害怕，黄爷我在杨子江上混饭吃，最近手头有点紧，今天想跟大家借点钱花，你们有钱的给钱，没钱的拿物，谁要是胆敢骗我，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黄志英挥了挥手，几名匪徒抬起谷德奎等四位烈士的遗体，抛入波涛汹涌的江水中。

迫于匪徒们的淫威，200多名乘客，在匪徒们的严密监视下排成一队，任由这些丧尽天良的匪徒，把他们的财物洗劫一空。

最后被黄志英抢劫到现金500多万元，棉布27匹，面粉、大米各10余袋，煤油8桶，手表八只，金戒指6个，以及其他物资若干。

还有牺牲和被俘的7名解放军携带的一支步枪，6支手枪和300多发子弹，也悉数落入黄志英手中。

凌晨2点多，黄志英用枪逼迫着“鸿生号”客轮的船长，命令他将轮船靠近一条同向行驶的帆船，将抢劫来的钱财，以及三名受伤被俘的解放军战士，转移到帆船上。

这艘帆船是山东的运货船，船老大在匪徒们的恐吓下，只得调转航向，驾船向南通方向驶去。

在黎明时分，帆船在靠近南通川港区竖积洪岗附近靠岸，这里是黄志英的老巢。

黄志英命令手下的匪徒，把抢劫来的财物卸下船，他自己则对三名被俘的解放军战士进行审问。

两名解放军战士受伤较重，已经生命垂危，只有袁股长的妻子受伤较轻，头脑还算清醒。

黄志英并不知道“鸿生号”客轮上这些解放军官兵的真实身份，当他从袁股长的妻子口中，得知遇害人中，竟然有一个解放军的师长，顿时吓得一身冷汗。

此刻匪徒们已经卸完了货，黄志英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背着手来到船老大面前，威胁说：“如果你以后还想在杨子江上混，今天这一切你就当都没看到，如若你敢透露一点风声，黄爷我肯定让你活不长。”

船老大唯唯诺诺的去了。

黄志英也知道，船老大的恭顺只是表面上的，他肯定会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向有关部门汇报。

黄志英也是想通过船老大的口，让解放军知道，他手上还有三名人质，这样解放军在进行剿匪作战时，就会有所顾忌，首先要把三名人质营救出去。

黄志英想玩个釜底抽薪，他派六名匪徒，将三名被俘的战士用小船载到江心，用麻绳勒死后，抛入大江中。

袁股长的妻子受伤较轻，自幼在长江边长大，所以水性特别好，她落入江水中，苏醒过来，挣扎着游回岸边，死里逃生。黄志英杀人灭口的毒计也宣告失败。

“鸿生号”事件发生后，在当地普通百姓中间引起巨大的恐慌。

许多居民白天不敢开门，从上海到崇明岛之间的客轮，也被迫终止航行三天。

客轮复航以后，船上的旅客也寥寥无几，再也不复事发前的景象。

做下这起惊天大案的首犯黄志英，先是战战兢兢地躲了几天，见周围没什么风吹草动，胆子又大了起来。

军统特务朱鼎丰为了表彰黄志英的卓越功绩，亲自为他送来了枪支、弹药，活动经费和委任状。

看着蒋介石签发的委任状，黄志英激动得语无伦次，说自己做了20多年水匪，终于修成了正果。

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黄志英带人抓来了小学老师吴文亮，复员军人顾其春，还有两名村干部顾仁修和张根荣。对他们严刑拷打，要求他们做“长江纵队”的卧底。

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的黄志英，就将这4人用麻绳勒死，尸体丢在江边的芦苇丛中。

黄志英做梦也没想到，捕捉他们的天罗地网，已经悄然张开。

“鸿生号”事件发生后，在第三野战军引起巨大轰动，水匪一次残害七名解放军官兵，这在上海解放后还是第一次。

当时担任上海市军管委员会主任，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几个国民党匪特如此胆大妄为，这是对我军的公然蔑视，淞沪警备司令部一定力争限期破案，对这些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匪特，严惩不贷！

淞沪警备部队军法处，接到陈毅市长的命令后，立即组织精干力量。由军法处处长瞿道文亲自指挥，采用“赶鸭子下海”战术。即在南通驻军和崇明岛驻军的积极配合下，发动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剿匪行动，让黄志英这伙土匪在南通和崇明岛没有立足之地，这时他们就会认为上海比较安全，赶去上海自投罗网。

在参战各方的密切配合下，黄志英等人，在南通和崇明岛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到极致，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逃回看上去比较安全的上海。

1949年10月8日，这天是周末，傍晚时分，淞沪警备部队军法处接到侦察员打来的电话：以黄志英为首的“长江纵队”，正在中山公园碰头。

接到电话后，军法处治安科科长刘步周，立即率领20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跑步赶往中山公园。

可惜等刘步周等人赶到时，匪徒们已经散去，剿匪部队的战士们白跑一趟。

几天后刘步周又接到一个电话，“长江纵队”中的七名匪徒，正在曹家渡状元楼饮酒聚会。

情况紧急，刘步周先派两名侦察员身着便衣，赶往状元楼监视敌人。

刘步周集合20多名战士，布置在状元楼周围。

晚上9点多，7名匪徒酒足饭饱，醉醺醺地走出酒楼。

一名侦察员凑过去，递给其中一名匪徒一支香烟，说找他借个火点烟。

火柴光亮起，这是事先约定的行动暗号，2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7名匪徒还没有明白发生什么事，就被牢牢的摁在地上。

当天夜里，7名被俘的匪徒，被分别带走，单独接受审问。

在充分的证据面前，七名匪徒都对“鸿生号”事件供认不讳，并交代出其他同伙现在的住址。

根据审讯结果，侦察员们顺藤摸瓜，又将在泰山电影院附近，把一名靠做白铁匠为掩护的匪徒成功抓获。

此时状元楼七名匪徒，被解放军侦察员抓获的消息已经传开。

黄志英和其他匪徒得到消息后，隐姓埋名，分散藏匿。抓捕工作暂时陷入迷茫中。

中山公园

11月14日，刘步周再一次收到秘报，三天后，黄志英将在中山公园与其他匪徒会面。

这真是将匪徒们一网打尽的绝好机会，军法处处长瞿道文亲自出马，在刘步周科长的配合下，精挑细选了15名精明强干的侦察员，分为两个行动小组，于17日一早，化妆成普通市民，进入中山公园布控，等待目标出现。

一直到了下午4点多，在中山公园门口，一名侦察员发现，有个家伙外貌酷像黄志英，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似乎携带有枪支。他走走停停，还不时的向周围东张西望。

经过俘虏暗中辨认，这个人就是黄志英。

瞿道文随即下令：立即封锁公园所有的进出口，防止黄志英逃脱。

另外4名身手矫健的侦察员，两前两后悄悄的靠近黄志英，形成夹击之势。

黄志英感觉情况有些不太对头，四下张望一下，拔腿就逃，却被迎面扑上来的一名侦查员，一个扫堂腿，踹倒在地。

没等黄志英爬起来，手臂已经被扭到身后，并带上了手铐。

侦察员们在黄志英的上衣口袋里，搜出两支子弹已经上了膛的手枪。

黄志英落网以后，侦察员们再接再厉，经过连续10天奋战，侦察、追捕，先后在曹家渡、闸北、南市、打浦桥、斜士路、虹桥等地，将“长江纵队”另外11名匪徒一一抓获。

在小闸桥抓捕匪徒朱才宝时，这厮开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鸿生号”客轮事件中，所有作案的22名匪徒，除了两名被击毙以外，其余20人全部落网。

消息传到陈毅市长那里，对此案的迅速侦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表扬。

为了打击匪徒们的嚣张气焰，1949年12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召开公判大会。

大会上，黄志英等16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其余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上午9点45分，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执法车队，从海南路出发，前面由两部带有警笛的红色摩托车开道，后面依次是指挥车，执法车，警备车等车辆。

车身两侧贴有“军民合作，扑灭匪特，保卫大上海建设”，“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横幅标语。

道路两侧，挤满了自发等候车队的市民。执刑车队从上海北站途经海宁路、北四川路、静安寺路、南京路、爱多亚路，陕西南路、林森路、复兴路等主要街道，上海市至少有30万群众自发的来到大街上，观看黄志英等匪徒被镇压的场面。

两个半小时后，执刑车队抵达龙华机场。

1949年12月29日中午13点整，随着一阵清脆的枪声，黄志英等匪徒恶贯满盈，扑倒在血泊中。

猖獗一时的“长江纵队”，从此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