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钱币与《千字文》文/叶真铭

金属铸币上的“千字文”

道光福建万亨伏番壹员

清代“盈”字头户部官票

光绪湖北银元局银元票壹大元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诞生于1500年前的《千字文》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古代经典著作之一，与《三字经》《百家姓》并称为古代三大蒙学读物，千百年来，广泛流传，家喻户晓。古人不仅以《千字文》作为学习文字、练习书法的范本，还用以记数与标明顺序，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在古代钱币上也可以寻到《千字文》的踪影。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教育当然要从儿童抓起，因此很早就出现了专门用于儿童启蒙教育的识字读本，如秦代出现的《苍颉篇》《爰历篇》，汉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章》等，但流传广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儿童启蒙读物还属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千字文》。《千字文》，全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南朝萧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撰。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为了教诸王子书法，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碑刻作品中选拓出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然后又命周兴嗣将这些无次序的文字编韵成文。按照梁武帝的要求，《千字文》中1000字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洁、絜为同义异体字）。因此《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千字文》全文为四字句，内容丰赡，涵盖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音韵谐美，对仗工整，条理清晰，文采斐然。语句平白如话，易诵易记，非常适宜蒙童记诵、学习，成为千百年来影响很大的传统蒙学经典教科书，并被译为英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版本，在全球广泛传播。

由于《千字文》的广泛影响，宋代开始，在整理档案时即采用《千字文》中的文字顺序为档案编号、分类、编排，形成档案管理的千字文编号法。元、明、清时期不少官府档案仍用千字文编号管理。用《千字文》记数标序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古代发行的纸币，也使用千字文作为纸币票券发行冠字，用来记录每张纸币的发行版次和排列顺序，以此统计和控制纸币印刷数量，也可以发挥防伪作用。

“冠字”也称“字头”，即印在票券号码前面的文字或符号，用以表示各种票券的批次。目前所知，我国古代最早使用冠字号码的纸币是南宋纸币。从存世的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上可以见到，南宋行在会子钞票上已经使用大写的中文数字作为钞票编号。根据史籍记载，金代纸币已使用《千字文》中的文字作为钞票冠字，可惜尚未见实物。此后，蒙元、明清纸币使用《千字文》作为冠字的已较为多见。

清代咸丰年间，因内外交困、国库亏空，官府发行两种纸币以解困：一种是“户部官票”，一种是“大清宝钞”，合起来就叫“钞票”，钞票名称由此而来。“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票面上都以《千字文》作为冠字。咸丰四年（1854）二月发行的“户部官票”纸币，票面框内右侧竖列文字“盈字第三千三百六十八号”，即使用《千字文》第11个字“盈”字作为钞票冠字。清代咸丰年间发行的另一种纸币——“大清宝钞”，票面也使用千字文句子“劳谦谨敕”中的“谨”字作为钞票冠字。

不仅中央政府纸币，清代地方政府发行的钞票也采用《千字文》作为冠字。甲午战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台湾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入侵、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为筹措抗日军费，发行台南官银票、台南官钱票。台南官银钱票总局发行的台南官银票、台南官钱票以《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文字作为编号序列，每一序列，自一号至一千号。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北银元局发行面值壹大元的银元票，票左侧银元图案下方竖列钞票冠字号码“慈字第伍壹号”，“慈”字来自《千字文》里的句子“仁慈隐恻”。

使用《千字文》作为冠字编码的纸币，既有官府发行的钞票，又有民间发行的纸币。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福建省万亨钱庄发行的“伏番壹员”钞票，票面左侧为出票日期及钞票编号“父字陆零壹”字样。冠字“父”字来自《千字文》：“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光绪三十四年（1908）天津万义川银号发行的天津通行银元1元票，正面右侧竖列冠字号码“川字第×××号”，以《千字文》句子“川流不息”中的“川”字为冠字。直到民国时期发行的民间钱票上还有以《千字文》作为冠字编号的。如民国时期山东省蒙阴县发行的“蒙阴县二十九年临时救济抵粮券”，票背面中间盖有一方大印，右边有手写钞票冠字号码和骑缝章。手写字是以千字文为钞票冠字，如“玄”“黄”等。

不仅我国古代钱币上有千字文，我国周边国家古代发行的钱币上也出现了千字文，如朝鲜李朝铸行的“常平通宝”钱，就选用了《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等44个文字作为钱币背文，蔚为大观，显示了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强大影响力。